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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
发布者:发布时间:2015-11-21 11:59:27浏览:

张维迎(1959年-),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 、教授 、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他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00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他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6年3月他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

张维迎,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20世纪80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诺贝尔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近20年来,他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产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的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人物经历

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

1987年10月至1988年12月,在牛津大学进修;1990年9月—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在北大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20世纪80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诺贝尔奖得主James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

 

人物主张

张维迎是“奥地利学派”的支持者,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认为2007、2008年以来发生的经济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主张国家退出经济领域,让万能的自由市场主导经济,国企改制。这样的改革思路在1980年代到90年代大行其道,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产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引文索引》统计,他的论文被引用率连续几年名列第一。

研究成果

张维迎教授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企业理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以及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三个研究方向。张维迎

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另据统计,在1997年出版的4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中共引用《经济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405次,其中张维迎教授的论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张维迎教授占3篇。

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研究方向,张维迎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1996年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可以说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被国内多所大学和台湾中山大学、台湾大学等学校选作研究生教材。出版后不到两年,这本书已发行2万册,许多大学经济学研究生人手一册,被《中华读书报》评为1997年最畅销的经济学著作。这本书还获得1997年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唯一的特等奖。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小凯教授认为这本书是“国内最好的一本经济学教科书”。

 

本段主要著作

《改革中的宏观经济问题》

《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

《产业组织理论》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

 

经典语录

1、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转向民间,张维迎

张维迎

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

2、“中国企业家就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

3、我绝不是在为某一阶层代言,我惟一的目的是,呼唤寻求一个公正的、制度化、法治化环境

4、“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

5、“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

6、我的梦想就是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并用自己的所学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有所帮助。经过这一次事件后,我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我批评企业的一些行为,也是希望对中国的企业有所帮助。企业都是逐利的,他们要成功,必须遵守经济规律。我批评德隆,是因为我认为它违反了规律,你要多元化,必须行业互补、保持现金流稳定,如果遵守这些规律,就不会崩盘,而是有可能像中信泰富、李嘉诚那样走向成功。

7、“我们要做的事太多,我哪有时间去应对这么多的明枪暗箭。我们是用事实说话的,这样做事的反而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反倒那些捏造事实、胡编乱造的东西有市场,有人相信。这不是我个人的悲哀,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如果我的东西变成了主流,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社会的悲哀。

8、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

9、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简历造假

发帖人:从书上看到自己未调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简历造假:1、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时间造假;2、获奖资讯造假;3、编造不存在的书作为自己的著作;4、盗取他人贡献。——张教授在无数次给企业家演讲时强调企业家要‘讲诚信’……”网友孔曲波发于今年2月的老帖被翻了出来,并且被广泛转载。

记者昨天连线孔曲波,他说帖子是被朋友翻出来的,“早上起来一开电脑都快炸机了。”他告诉记者,自己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书是今年从新加坡花了几百块钱买的正规出版物。关于张维迎造假的内容,大概有十几页,只是书中的一部分,还有更多名人造假的证据。张维迎

张维迎

对于发帖一事,孔曲波表示:“发帖只是说我看了这本书,(对于张是否造假)我没有做调查,这点我必须说清楚。”“我也没有必要炒作。”

昨天下午,孔曲波已经将帖子从微博中删除了。但已经转发的帖子还在流传。

事实上,这并不是张维迎被第一次质疑造假。根据记者调查,最早的质疑帖早在2007年就已经出现,也曾引起争议,但最后不了了之。最早提出质疑的网友是“踏月留伤”。而他质疑的内容与孔曲波从书上看到的内容大致吻合。

质疑已久涉及学历、奖项、著作

首先是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的时间。记者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方网站上看到,张维迎的中文简历上只写着“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但英文版本上写着1992年获得硕士学位、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而网友“踏月留伤”提供的一份由牛津大学学位办公室大卫·布朗的回复显示:“张维迎是在1994年7月30日获得硕士学位。”

其次,记者看到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张维迎简历中,其中包括央视对他的介绍,写着“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但根据网友“踏月留伤”的搜索,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t Shimer也同样声称自己获得了该奖项。张维迎回复给记者邮件里面的“证据”

张维迎回复给记者邮件里面的“证据”

“踏月留伤”上传了一份张维迎撰写的论文《从现代企业理论看国有企业改革》的扫描版本,上面写着“该奖为牛津大学所设的唯一的经济学研究生论文奖,每年授一名”。而Robert Shimer 邮件回复“踏月留伤”时表示,自己确实获得了这个奖项,至于其他人是否也获奖,他没有这个印象。由此,“踏月留伤”提出:“张维迎在获奖信息上造假:要么他和Shimer教授同时获奖,该奖就不是每年授一名;要么他根本没有得奖。”

张维迎被质疑的第三项是有关他的著作。“张维迎提到自己出版了一本著作《中国经济转轨》(与易纲、迟福林合编,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但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书目查询系统中进行检索,“未发现这本书”。

张维迎邮件回复本报记者

记者前日一直尝试与张维迎取得联系,但手机与办公室座机始终无人接听。终于在傍晚,记者收到了张维迎发来的邮件回复。邮件内容很简单,只有“请见附件”四个字,附件中只有一张图,却相当能说明问题。

附件中是1992年6月22日由牛津大学Macallister女士发给张维迎的通知。里面写道:很高兴地通知你和Robert Shimer一起获得了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奖金有200英镑,你将获得其中的100英镑。

这封简单的邮件却能回答网友的两项质疑,首先,张维迎的硕士论文是在1992年完成并获奖的,其次当年有两个获奖者,分别是张维迎和Robert Shimer。至于第三个问题,张维迎在邮件中并没有给予记者回复。

 

职务被免

经济学家张维迎近日被撤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接班人或为蔡洪滨。据悉,关于光华管理学院此次人事调整,相关人士称或因张维迎言论过激所致。

关于张维迎离职一事,消息称,此前就有消息人士透露,北大光华上个月就已经宣布张维迎院长任期结束,而关于其下一步的去向北大光华并没有给出任何消息。

成名甚早,加之本人性格直爽、出言犀利,张维迎一度被认为是最富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知情人称,张维迎的很多观点曾引发社会争议。

与其学术观点对应的,是轰动一时的“学历造假”传闻。今年八月,张维迎因网友孔曲波一篇旧帖陷入“学历造假”风波中,引发多方关注。张维迎随后在个人博客发表声明,对学历造假传闻进行了澄清。坊间流传称,张维迎此次被免职或与这一事件有关。

相较于“学历造假”导致张被免职一说,北大光华一位教师透露,称张此次罢免是其言论过激所致。据该教师称,张维迎“思想有新意,但很多观点引起了社会争议,好像和管理学院院长的本分有些偏离。”此举可能直接导致其无法继任院长一职。

而与该位教师的推测相呼应的是,张维迎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声称,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靠“柳传志们”,而非周小川。其言辞风格可见一斑。

 

本段人物特写

折叠青年张维迎的精神场域

青年张维迎的第一个公共舞台,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他所在的西北大学经济系是东道主,导师何炼成挑选“最好的学生”参加。

与其说这是个学术会议,不如说这是冰释时代青年才俊的大汇演。参加这次会议的多位毛头小伙,日后成长为中国经济学的扛鼎人物,其中包括杨小凯,田国强等人。23岁西大经济系研一学生张维迎的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张维迎

张维迎

1980年代初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人员,一般自称“数量经济学学者”,区别于以意识形态文字描述的传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学者有意以数学公式阐释思想。其时,懂数学的传统经济学者不多,大多头痛于数学符号。真理幸运地躲进了枯燥无味的数学公式,逃过了意识形态的责难。

现代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长达30年的交锋,以1982年的这个会议为缩影。茅于轼是张维迎所在小组的副组长,他注意到这位23岁的年轻人,是因为他的发言。传统与现代的针尖对麦芒,最后多半演变成各说各的,互不搭理,而这位23岁的年轻人,竟能站在彼此立场,审视对方,并能准确道明传统的局限、现代的优势,如他的论文标题。

副组长茅于轼推荐张维迎代表小组参加大会发言,遭到组长的坚决反对,组长是年龄颇大、坚定的传统经济学者。两人一阵好吵,最后茅于轼说服了对方。

无关胜负,这个会议为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生路。对于23岁的张维迎来说,这个会议上自由且前瞻的言论,明显区别于和现实脱节的、僵死的教科书,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回学校不久,他即创办了一个6、7人的读书班,由他主讲,每周讨论一个主题。通过这个会议,他又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师长。在那个没有人敢自称信奉市场经济的年代,和这些师长的辩论和研讨,成了青年张维迎最重要的精神场域,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

大约一年后,张维迎出事了。在1983年8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张维迎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开头引用了一个小新闻:首都个体户座谈,反对向钱看。随后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20年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讲台上,张维迎对他的企业家学生说,要坦荡赚钱,只要是合法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企业家和作为价值度量工具的“钱”有颇多误会。思路一脉相承,但时过境迁,言论所承受压力已迥然不同。

那篇文章发表后,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首都报纸整版、整版的批驳文章,而且,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西北大学校方承受巨大压力。躺在病床上的校研究生处处长把张维迎叫去,说:维迎啊,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再说了,写这样的文章,也没找领导报批,成何体统。张维迎意欲辩驳,但考虑到处长病情,违心道了歉。

在北京的茅于轼听说了此事,无尽担心。文革结束6、7年,社会风气虽明显好转,但心有余悸。“早些年,写这样的文章,是要坐牢的。”茅于轼替张维迎鸣不平,写了篇《张维迎何错之有》,四处投稿,始终发不出来。但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印象更深了,引为改革战友和忘年知己。张维迎

张维迎

茅于轼在信中勉励张维迎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张维迎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茅于轼又去信了,说,旧观念何时向新认识道过歉?等下一次保守、改革又交锋时,又是新观念、改革派被批。

24岁的张维迎还顾不上下一次,仅这一次已经够他受的了。他差点毕不了业,而且,西安当地报纸的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他陕北吴堡县老家的父母虽不识字,亲戚好友总会不经意提到:你家娃出事了。父母伤心之至。张维迎说,他受的委屈,再没比这一次更大了。

之后数次被骂当口,常有媒体约访电话,张维迎习惯回复,20年前就骂过了。有时夫人抱怨,不能少说两句?张维迎便会说起24岁时那个委屈中的自己,等待道歉的决心。

 

西北大学现象

一年后,张维迎又成典型,不过这一次是正面的。他在《经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次日的《新闻连播》对该文做了摘要播报。《新闻连播》对一个在校研究生的文章做摘要播报,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学校研究生处那位处长这次的总结是,对研究生的管理,还是要自由且民主。

中国经济学界,有个独特的“西北大学现象”,偏居一方的西北大学,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有人把何炼成领导下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称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

西北大学有一说法,当何老师的研究生是最自由的。何老师讲授传统经济学,但从不批评“离经叛道”,惟一的要求是能自圆其说。张维迎在《恩师引我走入经济学殿堂》一文中说,“何老师从不按自己的模子教育学生。”

 

何炼成说,张维迎是他的“最好学生”之一。1984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决定去体改所工作时,何老师“很是舍不得”。何炼成的印象中,张维迎的研究生3年,除了最后一年忙于毕业论文,前两年,大多捣鼓他的读书会。他的大量时间,都耗费在研读现代经济学的原著上。一次,张维迎从外文书店买回一本台湾的翻译版本《中级微观经济学》,繁体字,非常厚,鼓动读书会成员人手一本,一个月后,何炼成又看到这本书时,上头已被标注得密密麻麻。这本书,张维迎至今保留在手。张维迎到体改所后,常有同事惊诧于他微观经济学的地道和扎实,电话何老师,问有何秘诀。何炼成没有揽功,说是因为读书会。张维迎

张维迎

张维迎后来说,他们这一代人,上了大学后之所以如饥似渴于新知,首要原因,是为了解释自己在农村生活的所见所闻:对自留地最了解的农民,没有权利决定它该种什么;公地上的产量远远低于自留地,青黄不接时,能救命的都是自留地;农民自己都吃不饱,还要把粮食以低价卖给政府;不允许土地有偿转让,不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商……

有趣的是,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中国经济学的变革也首先从农村研究开始。1987年,张维迎署名“陕仁”,为美国的《知识分子》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说,“后来所谓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大多源于此。”

张维迎在吴堡农村土生土长,1975年,16岁在县城高中毕业后,回村里当团支书兼会计,两年后,在一次惯常劳作时,听到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

折叠茅于轼的道德力量

1982年西安的那次会议后,茅于轼和其中的多位毛头小伙保持着多年的通信,包括杨小凯、张维迎。一次,张维迎看完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兴奋地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说谢谢您帮我们指出了现代经济学的宝藏在哪里。

茅于轼的印象中,其时的杨小凯,已相当成型,而张维迎,仍在懵懂寻找;在理论的创造性上,杨优于张,而在和现实问题的契合上,张优于杨。张维迎

张维迎

无论如何,1984年4月,25岁的张维迎写就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都是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他第一次系统论证了价格“双轨制”随后,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是争论最激烈的议题,张维迎说服了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容易听得进去”的方式修改了他的观点,“价格双轨制”成为官方政策。

从此处开始,“双轨制”——计划和市场,国有和民营,公立和私立,甚至长安街上的公交和私人小黄包——成为最富中国改革特色的历史景观。考虑到1980年代早期,一盒火柴从两分提到三分都是政治问题,而计划价格的一统天下和计划价格制订者致命的自负,是社会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实行意义深远。

1980年代初期,青年经济学者展示出爆发力。张维迎后来说,我必须表达对1980年代体改所同事们的感激之情,“因为我的观点是在和他们的讨论中激发出来的,今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从商或者从政,不再从事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我一直非常遗憾。”这批出道不久的青年经济学者的惊人创造力,以及其后的命运分野,是了解中国改革的独特视角。而在当时,对他们中的数位而言,体改所和茅于轼的书房是他们共有的精神场域,两者是自由、宽松且富有创造力的“议政厅”——1980年代,青年经济学者担纲的体改所,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后者,又是他们的道德道场。

张维迎在茅于轼书房里的“议政”对手,有他的体改委同事宋国青、张敢明、栗树和等,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在这“碰几次头”。这是张维迎在北京的“读书会”。

自离开体改所后,张敢明和张维迎已经近10年没有联系,但当他看到网上消息,说有人用8万块钱买动了张维迎时,他还是下意识地说,“绝对不可能。”与其说,是他对故友学品的信赖,不如说,是他信赖于,那个“议政”书房里,茅于轼维护和供给的道德力量对这些青年才俊的持续影响。

张维迎常跟他的学生说起的当时书房里的故事有二。一是,有一回,其他人都到了,独缺宋国青,其时电话不便,联系不上,茅于轼着急。北京六月三伏天,他骑个自行车,从月坛南街的南沙沟,骑到北大,足足三个小时。到宋国青宿舍时,见其光着膀子,趴在上铺伏案疾书赶制论文,担忧全无,又顿生欣喜,自己骑着车又回到南沙沟。

二是,另一回,“议政”时间过长,几个人从先生家出门时,已是披星戴月,又不巧,半路上,其中一位的自行车爆胎了,干脆坐在路边继续侃,张敢明其时正读《居里夫人传》,有感而发,说有一天,我要给茅先生作传,一定要用上这句话:有人用智识启蒙世界,有人用道德感召世界,先生两者皆有大为。张敢明的又一说法,两张一宋,都是陕西农村娃,都是犟脾气,但数宋国青家里最穷,先生给他补助最多。

在送给茅于轼的著述《价格、市场与企业家》的扉页上,张维迎写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您高山仰止,是我们做人和做学问的榜样。”张敢明说,他不相信那个书房里走出的人,“会被8万块钱收买”。在采访中,数位学者对张维迎的观点持保留看法,但对他的学品和人品,却一致称赞。张敢明认为,“有人有意拿张维迎的人品说事,转移话题。”

 

折叠“最激动”的岁月

宋国青是张维迎所在研究室主任,也是张最尊敬的学者之一。宋现在就职北大,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称宋为宏观经济学的“第一把手”。他的两句话,在当时的体改所广为流传:一是,“以前是报国无门,现在是报国无法,想不出好办法来了”;二说改革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改革的深入越发暴露体制痼疾,而“学中干”又加大社会对新知的需求。张敢明的印象中,同事们茶余饭后讨论的新名词,很快就会出现在政府的报告中。有人说,体改所是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张维迎说在体改所的6年是他“最激动”的岁月。

25岁张维迎的兴趣,涉及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当时,每个现实问题都有吸引力,几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都会去思考。但我很自豪的是,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当中,要找到像我这样,20年前后写的东西,前后逻辑保持一贯的,可能还不是太多。我2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是没有过时。”

1980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实际上都是“双轨制”——计划一轨,市场一轨,便有权力寻租,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腐败大面积产生。因“双轨制”导致腐败,它的创见者遭受广泛攻击。张敢明记得当时的一句玩笑话,“鲁迅当年骂人的话,现在全骂到张维迎身上了”。张维迎

张维迎

“改政府官僚之革”的价格“双轨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农村改革为例,开始时乡村干部因为害怕失去特权而反对改革,但不久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对外界的了解,比一般农民更快地致富。“双轨制”使得官僚的境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这是张维迎没有想到的,他解释说,“中国的渐进改革并没有一张精确的蓝图,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只能陆续呈现,是摸石头过河的‘干中学’。”

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解释说,“双轨制”的实行使部分能够从中得益的官员比较容易接受改革,确保了价格改革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这是利大于弊的。张维迎说,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因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依赖于如何减轻权力官僚部门的抵制。即使今天,可能也想不出比“双轨制”更好的办法。

在遭受巨大骂名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张维迎说,“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替代政策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在当前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文革思维蛊惑人心。”

 

折叠中年张维迎——“人民公敌”

在西北大学的读书会里,对张维迎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张维迎“读过好几遍”。到体改委后,所里的同事常开玩笑叫他“维迎德曼”。

理解1980年代青年经济学者的思想轨迹,弗里德曼是一条隐秘的线索,他有无数秘密的中国拥趸。2006年,弗里德曼去世时,大陆一位著名的时评家在他的专栏文章里说,“在20世纪的学人里,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像弗里德曼那样信奉市场、像弗里德曼那样增进了人类的福祉,但几乎可以肯定,假如弗里德曼生活在今日转型中国,他必将是个‘人民公敌’。”

蹊跷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耐心,在卷帙浩繁的改革文献里发现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成长轨迹,我们几乎总能在改革最重要的争论里——诸如计划和市场,国营和民营——看到大量引用自张维迎的观点,他是大陆被引证次数最高的学者。

我们也几乎总能听到一个不断告诫民众“皇帝衣服的透明度太高了”的无畏孩子的发言,但是,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再到后来的“北大改革”、“郎顾之争”,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无可避免地走上一条“人民公敌”的“不归路”。

1994年,从牛津大学回国后,张维迎就职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张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北大教改”,他是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这一次,他的敌人是“计划经济体制惟一没有根本性改革的”教育体制,包括高等教育体制。张维迎

张维迎

在2003年“北大改革”的讲座上,张维迎说:“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大学变成了‘家庭企业’。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张维迎倡导的“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而科研、教学主力军的青年讲师和副教授,是愤怒主体。方案最后不了了之。因“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且“我不愿意让没有逻辑的观点流行”,张维迎随后出版《大学的逻辑》。

其实,北大“癸未变法”只是个开始,2004年的“国企改革大争论”以及《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的“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张维迎彻底成为“人民公敌”。网友“你最傻”的评论:“他的‘为钱正名’、‘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观点,有力推动了中国人追逐金钱、私分国有资产和贪污腐败的疯狂活动。可以说,目前老百姓最痛恨的特权阶层、贪官和富豪们,正在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实践着张维迎的‘光辉’思想和理论。张维迎是一个完全背叛了其出身阶层的经济学者,其学术观点对广大人民群众,危害无穷。”